用“舍生取义”来形容这场债务危机的转移是最恰当不过的。

在前几年的债务大部分是被地方机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大型私企包干。居民在债务中的比重不高，占GDP的20%都不到。可经过这轮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居民债务快速增长，到2017年已占到了GDP比重的48%。巧妙地把地方和企业的有限责任债务转化为居民个人的无限责任债务。

这个债务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而更能体现债务风险的还是与可支配收入的比较，目前我国的居民债务占到了可支配收入比重的107.2%，超过了以消费超前意识为主导的美国，并逼近了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的历史最高水平。

高债务率在短期内缓解了地方和企业的压力，但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

伴随着家庭债务的累积，家庭债务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给家庭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首当其冲的是对消费已形成挤出效应，致使消费增速连续7年下滑、企业经营活力下降并被动加杠杆，拖累了结构性去杠杆的进程和经济发展。反过来开始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可如何才能减少杠杆，何时才能取消杠杆？

这个债务大部分来自于房地产按揭贷款，一般要20年左右的贷款期限。还有不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会大幅减少贷款幅度。因此，债务不太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回归常态。

但通过以下方式减缓。

1）增长居民收入

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及租金收入等）。在未来的大环境下，租金、物价、汇率、生活成本会继续上升，相信工资收入的增长是不可能跟着物价的上涨节奏。最好的存钱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推行自然人破产制度

像西方国家学习，推行自然人破产制度，把个人的债务从无限责任改变成有限责任。在房价下跌过程中，让资不抵债的居民申请破产，从而减少债务。

3）加快出台房产税制度

通过合理设置房产税，让多套房产者交纳高额的房产税，使其出售手中房产。并通过提高刚性需求的首付比例来减少债务的总规模。

4）让货币快速贬值

通过货币快速贬值，提升GDP总量，稀释债务比重。从而起到减少债务比例的作用。

以上的几条假设其实都没有可操作性，而最好的增长可支配收入方法又不太可能。这样看来，只能维持目前的高债务比重的现状这华山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