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青春中国形象的名片——《青春之歌》的海外传播
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很快成为中国南北流行的畅销书。1959年，这部作品不仅被改编成戏剧、京剧、新川剧等艺术形式，还被拍成同名电影。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电影，在全国范围内上映，更受人们欢迎。同时，它也成为当时中国积极推广海外的经典作品。这部反映中国现代青年创作青年中国和青年民族的伟大作品，向世界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青年活力的中国形象，成为代表新中国新形象、新气质、新氛围的明亮国际文化名片。
陈毅称赞电影《青春之歌》:什么是国际水平？
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同志首先提出了《青春之歌》的国际水平。1959年，北京电影厂导演崔伟、陈怀白从第一年11月开始改编成4万字的《青春之歌》剧本。从3月到9月，拍摄完成了五个多月的日夜工作，并预定在国庆节期间上映。陈毅和其他领导人首先观看了这部电影。陈毅看完后非常兴奋，称赞道：什么是国际水平，这就是！陈毅还向周恩来和邓英超推荐了这部电影。周恩来和邓英超专门召集电影制片人、主要演员和作者杨莫到他们中南海的家中电影。周恩来和邓英超也对这部电影赞不绝口。邓英超后来写信给杨莫，说：我不止一次看过《青春之歌》电影，小说也看到了‘忘记吃’。
这部电影在全国上映时引起了轰动。一些电影院甚至在24小时内轮流播放，仍然座无虚席，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电影是中国经典电影之一。在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纪念活动上，它成为中国电影世纪奖中的十部电影之一。2021年，它还被列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优秀电影展。
随着小说和电影的流行和广泛传播，作者杨沫已经与这部半自传体小说融为一体。杨沫在1993年3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她在北京参加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遇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李鹏同志是北京团的代表，他至少参加过两次大组会。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大组会时，所有代表都先合影。结束了。当大家都去北京厅的时候，很多代表都在和他握手。当他走进我身边时，我向他伸出手说:‘李鹏同志，我是杨沫。……他握住我的手，惊讶地说：‘啊……青春之歌。没想到他会在一瞬间把我和青春之歌联系起来。
日本读者说：把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把我所有青春的鲜血和热情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女主角林道静的生活道路，让我深受感动。
《青春之歌》很快成为当时中国采用类似品牌营销的方式主动向海外推广的作品。这种方式是一些在中国特别受欢迎的文学作品，可以代表新中国的形象和时代精神。它不仅通过改编成京剧、舞剧、连环画、电影等多种媒体形式继续在中国传播，还推广到海外进行大力宣传和广泛传播。《青春之歌》在最初的外部传播中采用了这种主动的外部宣传方式，如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它很快以高超的民族成就和国际水平满足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需求，从而转变为主要吸收和传播海外国家的局面。
自1960年以来，电影《青春之歌》已被推广到日本、越南、朝鲜等海外国家，引发了当地人的观看热潮，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小说被翻译成20多个版本，如日语、朝鲜语、俄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德语、西班牙语、泰米尔语、韩语、泰语、世界语和僧伽罗语，这促进了青年之歌在海外的广泛接受，也促进了中国红色经典在海外的成功传播。
这些都与《青春之歌》的国际水平和价值意义密切相关，正如陈毅所称赞的那样。这部作品的世界价值和意义首先体现在女主角林道静的形象上，具有典型的生活和现实感。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娃娃之家》中娜拉离家出走后面临的未来不确定的情况相比，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年轻女知识分子林道静在叛逃封建家庭后选择融入社会集体生活。经过艰苦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工作实践，她逐渐成长为一个革命者和自力更生的新人。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致力于社会生活的故事，具有普遍的世界文化意义和价值。自《青春之歌》问世以来，林道静的生活道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思考：他们应该如何生活，让他们的青春不被浪费，选择在世界上发挥他们多愁善感的社会生活？这也是为了林黛玉在个人生活中的角色吗？
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广州看完电影后，写了《中国知识分子走的路》，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指出林道静的路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路，并说:女主角入党时举手向党和人民宣誓，用她充满喜悦和骄傲的目光凝视红旗的表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电影在日本20多个城市上映。一年中，一份副本上映了3249次。许多年轻工人看过这部电影，并提交了加入日本共产党的申请。林道静的演员谢芳跟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日期间，林道静的巨大剧照和肖像也出现在东京的街道上。
日本小说或电影后，日本年轻人深受林道静的影响和感染，甚至比中国年轻人更倾向于走林道静之路。据记载，两个年轻的日本女孩幸子和惠子因为特别喜欢《青春之歌》而成为知心笔友。虽然一个住在大阪，另一个住在很远的埼玉，但并不妨碍他们建立真诚的友谊，他们共同的人生目标是走林道静之路。
《青春之歌》的艺术魅力之一在于林道静的形象产生了真实可信的审美感受，以至于很多海外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往往会把自己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经历与自己进行比较，产生代入感和精神共鸣。1965年，一位不到19岁的日本女工三浦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青春之歌》读完后说:我试着把林道静和自己换个位置，这样这首《青春之歌》就翻不过一页了。如果我在这本书里遇到情况，我会感到沮丧和气馁。这本书给了我很多教育和斗争的勇气。看完这本书，好像看到林道静和她一起长大了。
同年刚毕业的日本女学生藤田峰子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忍不住在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出生时命运不好，但我并不悲观。我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把我所有的青春热血和热情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女主人公林道静的生活道路，让我深受感动，以至于我用眼泪抑制内心的沸腾。她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谈到春天毕业后因孤独而参加大学教师阅读俱乐部。当几位热爱阅读的日本年轻人和老师聚在一起阅读《青春之歌》时，每个人都被林道静和其他年轻人的精神所感动，并产生情感共鸣，并产生强烈的替代感：当我们以教师为中心进行讨论时，我们会有一种成为同志的错觉，觉得我们的老师就像卢嘉川或江华；我们认为我们的朋友应该是林道静，王晓燕……这部辉煌的作品照亮了我离开学校独立生活的道路：这将让我想起林道静和那些优秀同志的形象，无论遇到什么小事。
在朝鲜和越南，这部电影也很受欢迎。在阅读了中国刚刚出版的翻译后，大多数朝鲜读者也感到兴奋和兴奋本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为什么青年之歌能如此强烈地激发年轻人为正义而奋斗的热情？这可能是因为作者自己经历了和林道静一样的现实生活，并在那里长大了！可以说，《青年之歌》就像当时国际文学界夜空中的耀眼明星，照亮和引导外国青年，特别是女性青年也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以找到更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色彩。
翻译家尤·勒琴科与伏·弗克齐斯托娃翻译的俄文版《青春之歌》的目的是青春之歌在中国受到读者的欢迎。它将帮助苏联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建设自己光明的未来——社会主义的英雄斗争。有趣的是，老年人主要在中国阅读。读完后，他们经常给作者杨沫写信。他们还将林道静的故事代入自己的经历，表达对青春的怀念和对战争生活的许多回忆。这也表明，《青春之歌》在海外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年轻人，而是被不同年龄段的人所接受。这种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也是这部红色经典在海外广泛传播的成功经验之一。
印尼华侨写信给杨沫：林道静的命运让读者觉得：革命者不能享受爱的幸福吗？相反，在革命中成长的爱是最伟大的爱。
《青春之歌》的国际价值和意义也体现在不同青年浪漫色彩的爱情选择的真实表现上，以及对他们追求职业成就的肯定和赞扬。因为爱情生活是每个年轻人不可避免的生活体验，也是现实生活中活中人类的自然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爱和咳嗽是无法掩饰的，经历爱情生活也代表着经验成长和思想成熟，爱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和文化的永恒主题，特别是在展示年轻人的青春热情和生活选择的国际作品中。青年之歌属于这一列，在中国红色经典中也相对独特。
1958年，李奔的文章签名于香港《文汇报》——〈青春之歌〉在阅读后的感觉中，作者首先指出：小说通过林道静和其他革命青年的形象，描绘了当时从抑郁、犹豫到觉醒、成长的知识分子，写了他们的痛苦和快乐、流血和斗争，也写了一些人动摇和沉没，使叛乱成为《纽约时报》的渣滓。这部小说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治、社会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成长的真实侧面，也是一首充满活力、活力、进步的美丽青春颂歌。然后讨论林道静的生活经历和其他英雄事迹，然后讨论林道静的两种爱，林道静和初恋，即第一任丈夫余永泽之间的关系破裂和分手，在于两人之间缺乏共同的爱情目标追求，她和江华之间的爱情和婚姻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生活目的，后者是爱的基础，是爱的灵魂。这也反映了对爱情和职业的正确看法。
《青春之歌》在印尼非常受当地华侨的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对爱情故事的充分描述。1959年，华侨林育才在给杨沫的信中写道：林道静的命运让读者觉得：革命者不能享受爱情的幸福吗？相反，在革命中成长的爱是最伟大的爱。
当时，海外读者普遍肯定了《青春之歌》中的爱情故事，为其青春颂诗增添了活力和光彩。同时，《青春之歌》在中国出版后，他们持有两种观点，其中否定了工人郭发表的两篇批判性文章《关于林道静描述的缺点》〈青春之歌〉以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为代表，引发了《中国青年》和《文艺日报》的大讨论，并延伸到学校、工厂、共青团等。有4000多名读者来信讨论如何正确认识余永泽。当时，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主要描述了林道静和几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纠缠，并将《青年之歌》和林道静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作品和知识分子。虽然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分别写了一篇文章如何评价〈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不可否认》等文章反对郭凯的观点，但重点不是肯定海外读者的爱情故事，而是从更宏观的理论角度来看，何其芳指出：郭凯同志的原则是正确的。然而，他将这些原则应用于特定的事情，但完全忽略了实际情况，因此他的批评成为了正确的对立。这就是教条主义的特点。
这次大讨论也传播到日本。1960年，岛田政雄、三好一两位翻译家写道《〈青春之歌〉在日本翻译的后记中，它不仅肯定了《青春之歌》中的爱情和林道静的积极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这次大讨论的总体结论：争论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知识分子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轻人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中国领导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有意识地进行了讨论。通过广泛、深入、彻底的讨论，丰富了现代青年的思想，填补了这两个时代精神的历史差距。因此，绝大多数人热爱英雄，肯定了他们的作品，并有了一个新的口号——走林道静之路！
当《青春之歌》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在中国受到批评和忽视时，英国、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对《青春之歌》的研究、翻译等传播活动逐渐蓬勃发展，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苏联等国家因冷战结束、时代变迁等原因转向宣传中国最新作品。此时，西方国家已成为其传播的重要城镇。
《青春之歌》英文版由中国翻译家南英翻译，1964年由外国出版社发行。后来，它以高度的艺术成就和青年中国的审美魅力，逐渐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和中国文化参考书目，扭转了西方对新中国的诸多误解。因此，在以英语国家为主的西方，对《青春之歌》和林道静的肯定性评价一直占据主流。早在1963年，美国学者魏克兰就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崇拜英雄》一文中谈到了当时一些英美读者误解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宣传说教的因素太多。然而，当他阅读这些小说时，他发现许多有趣的作品，包括《青春之歌》。
1973年，美国学者黄舟在英国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英雄与恶棍——当代中国小说对生活的反映》和1974年的文章《浩然农民小说家》中，将体现五四新文学先锋精神的莎菲视为林道静的雏形，认为后者是新城市女性。荷兰学者佛克马，法国学者保尔·巴迪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
林道静的爱情故事和职业追求对世界女性解放的道路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如果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成长的青春历程仍处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海外传播的隐藏阶段，时代环境决定了海外传播的重点是林道静的职业追求和她参与革命运动的生活轨迹；当这个主题与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时，林道静自然会成为一个勇敢追求女性身心解放和个人幸福的国际先驱和先驱，个人爱情已经成为她追求个人解放的重要驱动力，这也成为近几十年来海外流行最广泛的观点。例如，美国学者叶红玉在文章中说：杨沫的青春之歌创造了两位美丽的女英雄林红和林道静。这部电影改编自杨沫的流行小说，她清楚地将林道静描述为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
中国美国学者王斑在《崇高的历史形象》中对个人爱情与革命事业之间的秘密复杂关系提出了看法：当《青春之歌》即将结束时，林道静的爱情似乎得到了加强和扩展。革命电影中最具感染力的场景是和谐的家庭关系、亲密的同志友谊和兄弟情谊、革命集体节日般的快乐。
海外读者热切期待《青春之歌》的续篇:我们希望林道静很快就会以经过各种斗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呈现给我们。
1961年，日本女青年幸子和惠子写给杨沫的信中，她们提出希望尽快看到《青春之歌》第二部出版:我们希望林道静很快就会以经过各种斗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呈现给我们。1935年，国内外读者一直关心林道静参加一、二·九运动后的命运发展轨迹，因此《青春之歌》续篇的出版成为大家的共同愿望。
事实上，电影《青春之歌》上映后，杨沫在1960年左右开始计划用三个月的时间写下一部电影剧本，当时他已经构思了一些故事情节。然而，由于疾病和其他原因，剧本并没有完成。这个想法持续了很多年，她在1971年5月20日的日记中再次表明，她决心写下半部小说。然而，20世纪70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限制了她的创作。此时，她创作的小说《东方欲晓》有另一个男女主角，而林道静和被误传杀害但实际上被地下党救出的卢嘉川在书的结尾偶然相遇。这本书于1980年出版，但杨沫对《三突出》创作理念等具有强烈时代痕迹的书并不满意。因此，她写了第三部小说《芳菲之歌》，这部小说诞生于这里，但几乎完全重写，并于1986年出版，成为《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然而，直到1989年，她才继承了《青春三部曲》的精致生动人物。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林道静和卢嘉川曲折多变的爱情故事和事业追求的完美结局，也是杨沫多年来的愿望，尽管这一愿望推迟了30年。《英国之歌》的背景是从1939年到1942年河北中部平原的抗日敌人，围绕几对年轻人的爱情纠缠和矛盾展开故事。这些情节仍然具有自传的特点。三部曲的完成不仅结束了《青春之歌》中人物的命运，也结束了杨沫坎坷的爱情和婚姻生活。
在过去的60年里，《青春之歌》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虽然国内外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接受有不同的重点，但他们对其高度的思想成就和精湛的艺术水平的看法是一致的。这部红色经典向世界各地传播了林道静、卢嘉川等充满青春气息、新精神的中国青年儿童的形象，也在世界上树立了一个新的美丽、充满活力的中国青年形象。
(作者:张青芳，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海外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