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显然是一场难以快速决定的战斗。在武汉发起人类第一场新冠肺炎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后，中国超级城市上海最近又经历了疫情防控的激战。北京目前正在等待。

       巨型国际城市的疫情防控并不容易。纽约、伦敦等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城市选择平躺，这不仅是对老年人、儿童等易感染者生命健康极其不负责任的残酷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对其人民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在病毒不断变异、后续危害难以评估的情况下动频繁的情况下，美欧疫情应对模式给全球疫情防控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和不可控因素。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国疫情防控只能走自己的路。然而，对于上海、北京等巨大城市来说，2000多万人口的物资供应、区域封闭控制中的秩序维护、大规模核酸筛查的组织、慢性重症患者的生命健康、医疗和疫情防控设施的分配和调度，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可谓千头万绪，极其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努力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已成为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题。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考验，不仅是极端条件下艰巨的物资供应战、物流畅通战、医疗救助战、组织协调战、权益保障战，更是发动全民抗疫的动员战，缓解居民心理情绪的关怀战。特别是在网络时代，面对认知歧义和复杂的声音，必须打好增信解疑的舆论战，甚至打好海外歪曲或误解的信息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响应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舆论就是民情。人口超过14亿，土地辽阔，文化多样，变化迅速，发展不平衡和不足。这样的大国治理必然伴随着不同群体复杂的利益碰撞。在突发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情况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信息时代舆论的复杂性，及时澄清甚至必要时依法严查明显的有节奏行为。

       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人类社会在核扩散、气候变化、网络空间、恐怖主义等背景下经历深刻变化的又一体现。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完整性的，没有人能独处。世界真的成了地球村，人类真的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死共同体。个人、集体、社会、国家的群体权力正面临重新调整。西方工业时代形成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甚至个人至上主义理念，需要根据新情况予以放弃。

       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制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公共卫生的危害，保障公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临时调整公民权利，甚至依法减少公民权利，往往是别无选择的权宜之计，也是现代任何正常国家的共同做法。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支持。

       适应疫情防控复杂困难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第一位，深入组织、宣传、教育、服务群众，始终与人民共同努力，同甘共苦，凝聚全面抗疫的有力共识，打赢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

       作者：支振锋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